上海的季女士，花了18522.8元从一家网购平台上给过生日的丈买了一款男士手表。丈夫试戴后发现表链过长，她就去该手表的品牌售后服务中心截表带，工作人员拒绝为其服务，并且告知，从来没有授权过该网购自营平台。
季女士再三确认后才明白，自己可能真的遇到了“李鬼”。经过查询发现，季女士从某宁平台购买的这款手表，表芯不是进口的，不享受全球联保服务。
季女士十分生气，这款手表是送给丈夫的生日礼物，原本是件很开心的事情，却不想闹成了这样。她咨询了专业的人士，进行了起诉，她认为这家平台存在欺诈，要求退一赔三。
但是这家平台却坚称，手表已经取得了生产商的授权，在国内进行销售是合法的，并不同意季女士的诉求。
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平台在其销售网页标明其出售的商品系“正品行货”，并承诺“与商场购买享受相同的质量、服务保障”。而事实上，这款手表并非是从正规销售代理商那里获得的，而且平台无法提供合法性来源证据，为此不能享受相应质保服务。
法院最终判决季女士返还手表，某宁公司赔偿赔偿季女士55568.4元并返还货款18522.8元。
事实上，季女士购买的这款手表是正品，手表本身的质量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其来源并非是授权唯一进口商提供的，所以无法提供国内联保。在某宁平台看来，他们有点冤，因为手表是正品。而且，季女士网购手表的价格是比商场专柜要低的。低价自然有低价的服务。但是法院还是按照相关的规定和制度认定其存在欺诈。
而且从理论上来看，某宁并不冤，因为某宁的销售网页上写的很清楚，“正品行货”，并承诺“与商场购买享受相同的质量、服务保障”。但实际上，并不能享受和商场购买的同等服务保障。那些宣传话语显然就是故意在诱导顾客。
一般来讲，构成欺诈行为一般必须具备以下几个要件：
(I)欺诈人有欺诈的故意。欺诈的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陈述是虚伪的，并会导致对方陷入错误认识，而希望或放纵这种结果的发生。
(2)欺诈人实施了欺诈行为。欺诈行为，是指欺诈人故意陈述错误事实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使他人陷入错误认识的行为。
(3)被欺诈人因欺诈而陷入错误。所谓错误，是指对合同内容及其他重要情况的认识缺陷。
(4)被欺诈人因错误而为意思表示。如果被欺诈人的意思表示并不是因欺诈行为而作出的，也不构成欺诈。这表明被欺诈人的意思表示与欺诈行为之间具有因果联系。
本案中，某宁并没有如实告知季女士这款手表的真实情况，也没说明手表来源不是唯一授权进口商。而且他们错误的表达了平台手表跟商场手表同等的服务保障。
从这些角度来看，平台其实涉嫌故意诱导季女士做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
或许有人会说季女士有些较真了，手表是正品，为什么非得纠结那些。这话我不敢苟同，将近2万块钱的手表，也算是轻奢品了。这类物品，我们购买的时候除了物品本身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其附加价值，也就是所谓的后续服务保障。
不能在国内提供联保服务，就意味着这款手表的价值无形中被降低了，所以其购买力也就下降了。季女士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是对的，值得提倡。
现在的人都喜欢网购，因为网购平台的东西普遍的实体店便宜一些，但是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须知一分钱一分货，你永远不要想着用一块钱买到十块钱的东西。
大家支持季女士维护自己的权益吗？
一九三六年，黄炎培以参政员的身份到四川视察，路过简阳县，感慨地说：“简阳为行新生活之地，街间倒毙之饥民，至于无人收尸！”
一九三七年三月号《北碚月刊》载文：“懋功（小金）月来饿死的人，已有数百；合川每日饥毙者，全城达十五人以上。”
同年三月三十日《新蜀报》报道：“武胜每日饥毙人数，在四百人以上。”
四月十四日天津《大公报》社评写道：“成渝公路两旁，为四川最富厚之区域，本年二月份统计，沿线饥饿倒毙之不幸同胞达三千余人。三月份之中，单成都至内江段五百里沿线，饿殍遗骸，亦在三百具以上。”
一九三六年四月重庆涪陵通讯：“本县鹤游坪沈家场双辉甲王家沟居民谭九风，原有业田十余亩，自耕自作，每年颇足家用，兼习篾工，所获报酬，亦可小补。连年天灾颗粒无收····
生活绝源，告贷无门，麻头蕨根，草根树皮，亦早经取尽。计无可施，惟有坐以待毙而已。九风有三女二子，皆幼稚无知，先于正月将长次两女饿死，继于二月初旬又将幼子饿死…
面对这样严重的自然灾害，国民党上自以贺国光为首的“参谋团”，下至县区保甲，口头上喊着“赈济”“救灾”，事实上却干着愚弄和残害人民的勾当。在各级政府和赈济机关的授意提倡下，许多地方开展了“自我救灾活动”：
合川县三庙镇联保主任何宴平，声称他试验成功一种“救饥丸”，用黄豆和芝麻作原料，每服一丸可以三日不饥，七升黄豆和三升芝麻可以救济六七百人。
一时间，各种所谓的救灾“验方”“神药”应运而生，广为传播，有的还大量刊印，遍贴城镇乡村。
另一种大规模的“救灾”“赈济”活动，便是求神祈雨。据重庆《商务日报》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报道：
“成都善士联合组织办祈雨法筵于北门石马巷玉参慈善会内，由二仙庵退隐老方丈王伏阳法师主坛，并由省赈会主席尹仲老手撰祈雨疏文云。”
一九三七年五月四日，重庆《国民公报》居然登出这样一篇奇文：“余道成，精通奇门遁甲，法术高妙，去年夏季三台久旱不雨，县中善团曾请其设坛祈雨，果如其言，大降甘霖…
计脱（清官靴）！慈善家郭战解讲：洛阳人民革
命故事！洛宁县！
计脱清官靴（第二集）
撤了乔天一，吕店一带无论田间地边，街头巷尾，群众们也讲不出大道理，都很简单地抱不平：“不合理，不合理！”时任中共区委委员和县委成员，公开身份为吕店完小校长和联保主任的张思贤听到程耀南逞凶、民怨沸腾的消息后，反复考虑着如何与程耀南斗智斗勇。“公开与程耀南论论是非曲直！”张思贤自言自语之后，又摇了摇头；“到国民党县政府去告一状，为乔天一喊喊屈！”张思贤又觉得起不到作用。张思贤在苦苦地思谋着，终于设计出了一条妙计。
张思贤先走进几所学校，找着校长及骨干教师鼓动说：“乔天一被撤了，这是程耀南的歪主意。等乔天一走时，咱得造造声势，让他体体面面、光光彩彩地离职！”校长与教师们早就对程耀南憋了一肚子气，经张思贤一鼓动，都攒了一把劲。接着张思贤又到一些有号召力的群众家游说。那些敢作敢为的人本来就是村里的“领头雁”，一听张思贤发动，火腾地可点起来了。这些“愣头青”比教师们胆大，都摩拳擦掌地说：“对，送送乔主任。他走时，咱造造声势，气死程耀南！”
乔天一要走了。当他刚到村口路上，人们就像潮水般哗啦一声把乔天一围住了。校长们、教师们带着学生来了，老年人扯着娃子来了，小伙子们拉着队伍来了。黑压压一大片，足有上万人 们把乔天一拥到前头，随之敲锣打鼓，燃鞭放炮，吹笛拉弦，红红欠火地夹道欢送。
乔天一在群众的欢送下恋恋不舍，不停地跟人们握手。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拉住乔天一的手，热泪满面地说：“你是为了俺们老百姓才被撤了职。你是个清官，俺真舍不得你走呀！”围在乔天一身边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真舍不得你走呀！”张思贤见大家都往一处想，就随着当时的气氛提高嗓门喊道：“古时，清官离任，老百姓们都把他们的靴子脱掉，表示挽留之意。乔天一为官清正，咱们也把他的靴子脱下来！”话音刚落，送行的人鼓掌声惊天动地，都不约而同地说：“对！对！”有两个小伙子自告奋勇扶住乔天一，利利索索地把乔天一的靴子脱了下来。
乔天一的靴子一脱掉，自然走不成了。百十来个青壮年男子结成一条长龙，把乔天一抬起来，走一程，簸一程，走一段，传一段。前边人声喧哗，后边鼓乐齐鸣，热热闹闹地一直行了半里路。
人们敲锣打鼓、燃鞭放炮、以脱“清官靴”的方式欢送乔天一，早有探子把此事禀报给了程耀南。程耀南骑上马带着几个“狗腿子”赶到吕店村口一看，一下傻脸了。当时呀，只见他的脸憋得像猪肝一样，紫红紫红，呼哧呼哧地喘气。“狗腿子”们在他耳旁咋呼着：“咋办，咋办？”程耀南上下嘴唇直哆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此后半个月中，江左、吕店一带没有再听到程耀南凶声凶气的吆喝声，群众都捂着嘴笑，说道：“程耀南气死了，让张思贤给气死了！”
慈善家郭战解整理于河南省洛阳市洛宁县城西木工厂
民国30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公共租界，12月16日，日军发出布告，说什么“对接近政治恐怖案件发生地点，即可施行长期封锁而遮断一切该地内外之交通”。云云。
民国31年2月14日，那天正是农历大除夕。夜间9时，抗日人员在南京路先施公司、扬子跳舞厅、永安公司及北京路、宁波路等处投掷手榴弹并开枪射击，一时秩序大乱。日本侵略军认为是恐怖分子企图扰乱治安，遂调集海军陆战队、宪兵队，全部封锁公共租界中心区域，断绝交通，深入里弄居户搜查，闹得人心惶惶，寝食不安。次日为旧历大年初一，大家只好在家相对无言。搜查历时3昼夜，至17日始将河南路、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西藏路、苏州河地区解除铁丝网，开放通行，出事地点仍局部封锁。在这3天内，封锁区内商店完全停业，升斗小民，只能断炊。山东路望平街一带报馆也停刊。街头路旁尸体多至数十具亦无人掩埋。后来局部封锁的计有六个区域。即大新公司附近一区，永安公司附近一区，广东路至石路至山东路南北两区，石路至浙江路一区，宁波路至厦门路一区。封锁区域虽然缩小，可是持枪日军巡逻格外严密，日用物品不能购买，区内居民困苦万分。这次大封锁直至3月10日才解除。
日军当局为了加强控制，又将保甲制度推行于全市。民国31年3月上旬，开始普查户口，调动所有伪政府公务人员、公安局警员、小学教员以及中学生等一律出动，限期5天调查完毕，并布告居民调查时一律留在家中，在此5天内除因生活必需外出购物外，所有各业事务一律停止。
户口调查完毕后，日军着手组织保甲。以一家一户为单位，户有户长，负全家责任，一人有事，全家连坐。每户发一户口单，填写家属之姓名、年龄、性别与户长关系。粘贴在家中显著墙壁上，备出事时对照户口查询，如家中留有户口簿外人口，而又提不出确切身份证明者，即作“不良分子”论，得随时予以拘讯。十户为一甲，设甲长1人，负全甲责任，一家有事，全甲连坐，每甲发有甲户单，由各户长具名盖章，存保甲办事处。十甲为保，设有保长，十保为联保，设联保长1人，保及联保属保甲处，直隶于各该区警察局。
日军还强逼各保甲组织自警团。规定每保出自警团团员25名，每日轮值站岗2小时，交替接班，日夜不断，遇有特殊事情，则加站双岗。每一自警团员套臂章为标志，备有警笛、木棍和粗绳。岗设在街头弄口，为一小木房，平时有自警团员2、3名坐房中，每一联保，则设大守望所，驻有警官1、2名，自警团员3、4名。
民国31年3月初，日军为防止抗日分子进行狙击，在虹口举行“恐怖演习”。将吴淞路、文监师路(今塘沽路)、北四川路、天潼路一带全部封锁，并进入里弄搜查，捕得假犯人一名。当日演习居民已预知，许多人出门观看，因为没有自动报告，事后被日宪兵严厉责斥。
在敌伪时期绑架是常见的事，日军秘密将被绑架者押送各地充当苦工。这种绑架大都发生于虹口、杨浦一带。那时苏州河以北，本来就很冷落，街上行人极少，偶有因事滞留在外，独自晚归，往往即告失踪。有几次夜里，虹口戏院散场，突然拥进大批日伪军警，声言搜查“不良分子”，凡未带通行证者都被扣留，人数多至百余人，这些人都用长绳成串，忍饥挨冻，听候解决，有钱的贿通释放，无钱的押登船只，遣送浦东、浙江等地，充筑路或飞机场苦工，或编作运输队，东调西遣，流落他乡，病饿丧生者极多。那时人们称之谓“集团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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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抗日战争纪念网
看了这段记实，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悟。抗日战争我们虽然取得了最终胜利，但远不是如神剧般的轻松。
对于当年日军的残暴行径，本人的态度是不回避历史、不夸大史实、不鼓动大家仇视日本，但作为曾经受难的华夏儿女，我们必须了解这段历史！！！
作为华夏子孙，都该好好了解真实的抗日战争状况，正视那段屈辱的历史，并以此来警醒后人！！
民国30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公共租界，12月16日，日军发出布告，说什么“对接近政治恐怖案件发生地点，即可施行长期封锁而遮断一切该地内外之交通”。云云。
民国31年2月14日，那天正是农历大除夕。夜间9时，抗日人员在南京路先施公司、扬子跳舞厅、永安公司及北京路、宁波路等处投掷手榴弹并开枪射击，一时秩序大乱。日本侵略军认为是恐怖分子企图扰乱治安，遂调集海军陆战队、宪兵队，全部封锁公共租界中心区域，断绝交通，深入里弄居户搜查，闹得人心惶惶，寝食不安。次日为旧历大年初一，大家只好在家相对无言。搜查历时3昼夜，至17日始将河南路、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西藏路、苏州河地区解除铁丝网，开放通行，出事地点仍局部封锁。在这3天内，封锁区内商店完全停业，升斗小民，只能断炊。山东路望平街一带报馆也停刊。街头路旁尸体多至数十具亦无人掩埋。后来局部封锁的计有六个区域。即大新公司附近一区，永安公司附近一区，广东路至石路至山东路南北两区，石路至浙江路一区，宁波路至厦门路一区。封锁区域虽然缩小，可是持枪日军巡逻格外严密，日用物品不能购买，区内居民困苦万分。这次大封锁直至3月10日才解除。
日军当局为了加强控制，又将保甲制度推行于全市。民国31年3月上旬，开始普查户口，调动所有伪政府公务人员、公安局警员、小学教员以及中学生等一律出动，限期5天调查完毕，并布告居民调查时一律留在家中，在此5天内除因生活必需外出购物外，所有各业事务一律停止。
户口调查完毕后，日军着手组织保甲。以一家一户为单位，户有户长，负全家责任，一人有事，全家连坐。每户发一户口单，填写家属之姓名、年龄、性别与户长关系。粘贴在家中显著墙壁上，备出事时对照户口查询，如家中留有户口簿外人口，而又提不出确切身份证明者，即作“不良分子”论，得随时予以拘讯。十户为一甲，设甲长1人，负全甲责任，一家有事，全甲连坐，每甲发有甲户单，由各户长具名盖章，存保甲办事处。十甲为保，设有保长，十保为联保，设联保长1人，保及联保属保甲处，直隶于各该区警察局。
日军还强逼各保甲组织自警团。规定每保出自警团团员25名，每日轮值站岗2小时，交替接班，日夜不断，遇有特殊事情，则加站双岗。每一自警团员套臂章为标志，备有警笛、木棍和粗绳。岗设在街头弄口，为一小木房，平时有自警团员2、3名坐房中，每一联保，则设大守望所，驻有警官1、2名，自警团员3、4名。
民国31年3月初，日军为防止抗日分子进行狙击，在虹口举行“恐怖演习”。将吴淞路、文监师路(今塘沽路)、北四川路、天潼路一带全部封锁，并进入里弄搜查，捕得假犯人一名。当日演习居民已预知，许多人出门观看，因为没有自动报告，事后被日宪兵严厉责斥。
在敌伪时期绑架是常见的事，日军秘密将被绑架者押送各地充当苦工。这种绑架大都发生于虹口、杨浦一带。那时苏州河以北，本来就很冷落，街上行人极少，偶有因事滞留在外，独自晚归，往往即告失踪。有几次夜里，虹口戏院散场，突然拥进大批日伪军警，声言搜查“不良分子”，凡未带通行证者都被扣留，人数多至百余人，这些人都用长绳成串，忍饥挨冻，听候解决，有钱的贿通释放，无钱的押登船只，遣送浦东、浙江等地，充筑路或飞机场苦工，或编作运输队，东调西遣，流落他乡，病饿丧生者极多。那时人们称之谓“集团拉夫”。
——摘自抗日战争纪念网
看了这段记实，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悟。抗日战争我们虽然取得了最终胜利，但远不是如神剧般的轻松。
对于当年日军的残暴行径，本人的态度是不回避历史、不夸大史实、不鼓动大家仇视日本，但作为曾经受难的华夏儿女，我们必须了解这段历史！！！
作为华夏子孙，都该好好了解真实的抗日战争状况，正视那段屈辱的历史，并以此来警醒后人！！
【济源红色故事】子中碧血染玄台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河南济源曾设有一个“子中乡”(现承留镇icon)。这是为了纪念玄台殿惨案中壮烈牺牲的薛子中等29位革命烈士而命名的。
薛子中，济源克井北社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春就任济源县委书记。黄背坪起义失败后薛子中离开济源，在外辗转数载，在国民党部队任少校秘书。“七七”事变icon后，他目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国土相继沦丧，决定返乡抗日。1937年10月，化名薛绍铭的薛子中返回济源，出任“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主任。他在县城举办抗日骨干培训班，并下乡演讲百余场，四处奔走呼号，大力宣传抗日救亡。他还串联曾参加沁济暴动的共产党员成介山、王承寿等10多位骨干分子，分赴各地组织动员抗日力量，筹建抗日武装。随后，他又同解玉川在勋掌召开会议，决定以西北乡民团为抗日武装主体，联络开明人士，说服地方土匪武装组建一支抗日义勇军。一时，济源抗日形势迅速高涨。社会各界人士热烈支持，连国民党济源县长杜光远也称赞薛子中为“济源三杰”之一。国民党县党部主任以国共合作为宗旨，积极支持薛子中。然而随着抗日统一战线的日益扩大，抗日武装力量的逐步兴起，国民党济源当局开始对薛子中等人的抗日活动有所警惕，并派人暗中调查监视薛子中等人的活动。当得知薛绍铭就是在逃赤匪要犯薛子中时，国民党一面派特务加紧对薛的严密监控，一面不断破坏抗日武装，四处搜捕进步人士。他们还制造散布“薛子中要占山为王”“想另立政府”等谎言，以混淆视听，扰乱民意。国民党县长杜光远也不顾社会舆论的谴责，公然撤销了薛子中的“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主任”职务。薛子中被迫带领部分骨干回到西北乡一带。1937年12月25日，薛子中等在北社村召开西北乡各村民众数百人参加的抗日动员大会。会后，薛子中组织游行示威，直至勋掌自卫队队部。薛子中当场演讲、宣传抗日，对自卫队长晓以大义，并提出借枪要求：“你们有枪不抗日，民众抗日却没抢，请你们把枪借我们一用，抗日胜利后一定奉还!”面对群情激昂的抗日民众，队长胡敬安被迫交出长短枪40余支及子弹千余发。薛子中随即带领队伍进入阎营，宣布成立“济源抗日义勇军”，并连夜发出《告全县同胞书》。26日，抗日义勇军西进，计划与杜八联抗日自卫团联合抗日。行至玉皇庙时，他们又与玉皇庙民团会合。民团杀羊备餐，款待欢迎义勇军。
12月27日，天刚蒙蒙亮，忽听放哨的战士报告：“县自卫队人马向义勇军追来。”薛子中沉着应战，布兵摆阵。下午，敌人分两路进攻，义勇军和民团战士亦分两路应战，队员们英勇顽强，战斗异常激烈。战至太阳落山时，敌军因伤亡惨重，狼狈败退。当晚，义勇军在玉皇庙西北一农户家住下。12月28日休整一天，义勇军又趁夜色赶往大峪河。经过一夜跋山涉水的行军，义勇军于12月29日早饭时赶到大峪河联保处。联保主任李中兴原是济源师范学生、共青团员，见薛子中老师带义勇军到来，便与大家握手言欢，很是殷勤。在李中兴家用罢早餐后，因连夜跋涉战斗，大家都已非常疲惫。李中兴便热情招呼大家休息。队员们把枪架在前院，便去后院休息了。谁知这个佯装热情敬师的李中兴，早已叛变革命，暗中投敌。薛子中听到枪声，急向李中兴问怎么回事，李中兴却谎称：“这是集合群众来听薛老师讲话哩。”薛子中还没愣过神来，一群人就拥进院子，佯装来听薛子中演讲。有人还把枪收走了。这时薛子中已有疑惑，李中兴却说：“群众见枪害怕，把枪收起来吧。”不一会儿，院内人越来越多，李中兴便催薛子中向这些“村民”演讲。薛子中腰中的手枪来不及拔出，便被夺走。原来，这些来听演讲的“村民”都是叛贼李中兴暗中唆使反动民团头子李万超带来的团丁。就这样，薛子中等35位义勇军干部战士被敌人诱捕。
获知薛子中等革命志士被捕的消息，地下党县委书记杨伯笙等在县城策动各界人士周旋营救。
当敌人把薛子中等押至玄台殿时，前来看望的群众已不下百人。薛子中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在殿门前台阶上，慷慨激昂地对群众演讲道：“我们抗日者有罪，而他们破坏抗日者有功，天理何在?他们坐视同胞被屠杀，姊妹被奸淫，是何居心?大家要想保卫国家，只有组织起来，推翻卖国政府，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穷人才有出路!抗日才有希望……”薛子中一边演讲，一边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刽子手几次欲制止薛子中的演讲，都未能得逞。此要求被拒绝后，他又要求到城里见县长杜光远等人，敌人假意应允。当他们行至距玄台殿半里地的东张河滩时，敌人突然开枪射杀了薛子中、成介山等29人(只有6名未成年的孩子被释放)。敌人还把薛子中、成介山二人的头砍下，挂到城门上示众。
壮志未酬身先逝，留取丹心照玉川。薛子中等29位革命烈士被害后，英雄的济源人民没有被敌人的血腥屠杀所征服，他们踏着烈士的血迹继续前进，对敌人展开了更加英勇顽强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