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唐钧看来，人口老龄化造成的最大压力不是生活费用，而是医疗费用。他列举了一组数据显示，中国的参保退休人员从的5944万人增长到的7531万人，增长27%；医疗保险费用则从的3272亿元增长到的7532亿元，增长130%；医疗总支出从的2万亿元增长到的4万亿元，增长100%。
唐钧教授介绍，根据美国斯皮尔曼和卢比兹的研究发现，“临终前短期医疗费用”基本不受寿命长短的影响，一个人不论在70岁、80岁或者90岁去世，其“短期急性治疗费用”变化并不大。即便是“临终前的短期医疗费用”的大幅增加，但主要也还是护理费用的增加。
而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与医疗床护理相比，老年人更需要的是生活照顾，于是便首先将本应属于临床护士的工作——基础护理，即日常生活照料，从医疗服务中剥离出来。接下来，一部分非治疗性的护理和康复服务，也被从医疗服务中划分出来。
“将上述两项服务合并到一起，就是所谓的长期照护服务”，唐钧教授说，所谓“非治疗的护理和康复服务”，是指其目标不是为了“治愈”，而是为了延缓老年人罹患的慢性病病情发展，并尽可能地维持老人生理机能和精神健康。他比较推崇目前日本比较普及的针对老年人的“介护工作”，即以照顾日常生活起居为基础、为独立生活有困难者提供帮助，其基本内涵是“自立生活的支援、正常生活的实现、尊严及基本的人权的尊重”。
但很显然，目前在国内要达到这些要求还很困难，一个很直接的原因就是国内老年人的养老金水平还比较低，而养老机构也就无法提供高标准的服务。
唐钧教授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全国企业退休人员平均养老金只有2200元，天津一家养老机构月收费3954元，盈余6元，而天津市职工月平均养老金只有2100元；上海一家养老机构月收费4900元，亏损147元，而上海市职工月平均养老金只有3000元。
在唐钧看来，养老机构应该有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生命力，他测算，一个有200张床位的老年服务机构，入住老人满额后，如果正常经营，可以获得5—8%的利润，如果经营出色，利润可达12%，“我见过更高的，能达到20%”，但这毕竟是少数。
浙江大学教授何文炯认为，基本性保障是面向全体国民普遍建立的，而补充性保障则是由部分社会成员自主自愿形成的，因此长期照护在性质上讲，应当属于有需求者的养老保障补充。在筹资模式上，可以是基于互助共济机制的保险制。
吴蓓教授则表示，现阶段，国内85%的长期照护仍是居家照护，因此接受长期照护的人员规模与参与长期照护的人员规模至少是相当的。她认为，中国目前非常有必要制定务实的老年长期照护服务政策，以满足老年人和照护者双方的需要，尤其给予照护者更多政策关注。
唐钧教授则认为，需要把用于筹资的保险、补贴等资金保障手段和用于生活照料和护理、康复的服务保障手段融为一体，统筹考虑。“保障的重点，是要将筹资和服务直接链接，这就需要人社部、民政部、卫计委和财政部等政府部门通力合作。”
唐钧表示，完全失能的老人的生存期及发生的时间是有规律可寻的，同时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老年人的生活需求又是相对稳定而且有限的。有了这些基本条件，就可以尝试用长期积累的社会保险或商业保险的方式来提供充裕的资金，最终将潜在需求转变为有效需求。
何文炯教授表示，长期照护保障是一种技术复杂的风险保障项目，国际上也尚缺成熟经验，“因此，要以冷静态度，深入思考长期照护保障制度建设相关问题，致力于构建公平、持续、有效的长期照护保障制度。”
据悉，，我国长期照护保险在部分城市先行试点，上海作为第一批试点城市，正在积极进行政策设计和实施的探索。
来源：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周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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